石磊是个海龟，从美国学成回国，现为北京一家外资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收入不菲。他约我在北京东部一栋新潮写字楼底层的日本餐厅见面，用他的话讲：边吃边聊。

　　其实，我们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认识。重逢后第一句话，他说：北京不像我们最初认识时的那个样子了吧？

　　我点头表示认可。

　　你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把餐巾摊开。

　　我迷惑地看着他：你是真正的海归派，你说呢？

　　中国不再有脑体倒挂现象了！他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幽光。

　　教授曾经卖烧饼

　　中国境外的海外华人和如今刚踏入大学校门的中国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脑体倒挂这个词是说什么的。

　　在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收入曾经远远低于从事体力劳动的贩夫走卒。当时有一句顺口溜：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说的就是这个情况。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王天然回忆说：那时知识不值钱，科技人员确实收入很低。教授卖烧饼事件曾经闹得满城风雨。

　　但在今天的中国，脑体倒挂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就在我打的约见石磊的路途上，我曾与出租车司机聊天，如今他一年的净收入大概还不到石磊月薪的一半，显然大大不同于我和石磊初识的八十年代中期的光景：那时经常传出女大学生嫁出租车司机的逸闻，因为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和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之比，正好倒了过来。

　　如今，王天然也说，今天的科技人员已不再是弱势群体，以我们所和我个人为例，现在靠市场合同订单，每年所里的经费达1个亿，而八十年代每年的经费只有500多万元；那时我一年的收入只有600多元，现在一年收入好几万元；那时一家4口人挤在30多平方米住房内，现在住房面积达100多平方米。

　　确实，如今的知识分子已经是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前一段时间，一份有关中国各阶层收入的调查中称：脑体倒挂的现象早就不存在了。反映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收入的一个最佳指标就是教育收益率。在80年代末期，我们国家的教育收益率是很低的，大约3%左右，还不到国际平均水平的一半。现在我们如果再做教育收益率的估算，则已经达到8%左右了，上升了两倍以上，这反映了文化或者教育所得到的回报是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