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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1-21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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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覆灭前夕:张春桥在物色“女秘书”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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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覆灭前夕:张春桥在物色“女秘书”

法庭上的张春桥(资料图)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着,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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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在覆灭前夕,频繁地通过萧木发出对上海的指示。

1980年9月10日,张春桥的机要秘书严忠实在“证言”中这样写道: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张春桥的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萧木(王洪文处工作人员)到钓鱼台住,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萧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对我说:“叫萧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萧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萧木到张春桥住处(钓鱼台九号楼)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1976年12月14日,被隔离审查中的王知常作了如下揭发交待:

“四人帮”覆灭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1976年9月23日,萧木派机要员从北京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他谈话的内容。因原件已被烧毁,现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恢复原状如下:

朱、王、王、陈、顾、章:

9月18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一、朱、王、王、陈、顾、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六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我就将此信烧毁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点和第六点。这暴露了“四人帮”想通过抱成一团控制中央,来篡党夺权。同时,他们想在毛主席逝世后的这段时间里,加快篡党夺权活动的步伐,还企图利用出《毛选》五卷单篇来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阴谋活动。

三、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这次我说要到北京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章树焜将笔记本上的抄页撕下来交我。所以,萧木来信的恢复件是准确的。

王知常

1976年12月14日 在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还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居然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 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而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1978年7月24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75年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根据张春桥9月27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发出通知,1976年10月6日晚八时,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

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坐镇现场指挥的,是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在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10月6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关键词: 四人帮 张春桥 女秘书
 责任编辑:王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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